【再谏足协】警惕“胡荷韬危局”蔓延 不如重启中超杯

最近一周，关于是否全面开放中超外援政策的讨论热闹非凡，看似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每个人都能够从不同角度解读一番。包括新任足协主席宋凯，也提出了他的看法，即所谓的“倒逼论”，“国内球员在中超踢不上球，可以去低级别联赛。”

本周一晚，在观看中超第28轮成都蓉城和深圳队的同时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包括周中的两个亚冠比赛日。所谓“倒逼论”，真的可以像宋主席所言实现吗？结果，眼下的这场中超联赛便是做出一个示范——这话说着容易，实现起来难度不小。甚至不得不要再向宋主席谏言，“您的想法有一点理想化。相比倒逼，有一件事更为重要。”

成都蓉城是一面镜子

此话怎讲？说到开放外援政策，现如今的成都蓉城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目前，中超联赛仍实施4外援同时上场规则。此役成都队的首发阵容中有21号费利佩、18号安德里戈、11号金敃友和40号理查德·温德比希勒四位外援，再加上非血缘归化球员9号艾克森和出生于英国维冈的中国台北球员8号周定洋，也就是说首发11人中有6人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球员。而且别忘了，在替补席上，还有一名巴西籍前锋帕拉西奥斯。

剩下的5名场上球员分别是守门员蹇韬，后卫杨一鸣、胡睿宝，后腰冯卓毅和老将唐淼。这其中，冯卓毅和唐淼今年都已34岁，正在步入职业生涯暮年。然而在早早2比0领先，半场后就胜券在握、大局已定之时，徐正源率先做出的换人调整还是针对外援，即安排前锋帕拉西奥斯换下后卫温德比希勒。由于不是对位换人，这很容易给人一种疑问：这次换人，就是为了用满外援名额而用外援？

“为什么不先换上木塔力甫呢？”帕拉西奥斯上场那一瞬间，有朋友这样问到我。也正是这一问，更加令人细思极恐。

最终，木塔力甫第82分钟替补出场，当然，这也是他伤愈之后的复出首秀。不过和他算是同龄人的胡荷韬，就没有那么好运了。本场比赛，他一分钟都没上。显而易见的是，他如今是被韩国外援金敃友死死压在替补席上。但不要忘记在去年，出生于2003年的胡荷韬可是全中超最闪光的U23新人，全赛季出场23次，累计1352分钟，1球1助。当然不能否认的是，这里面有U23政策的作用。

成都蓉城就是一个范本，这不就相当于各队开放外援政策之后的配置？如果放开，届时今天的胡荷韬现象，就很可能在各家俱乐部司空见惯。但有必要提醒一下，胡荷韬、木塔力甫可被公认为“中国足球未来三五年的重点培养对象”。年初，他俩率领U20国青杀入亚青赛8强，木塔力甫更是以一射一传击垮沙特；而在U23亚洲杯预选赛，两人也帮助国奥队顺利出线，算是立下战功，难道现在就要无情地被抛弃？相比之下，我们也有必要注意，把胡荷韬压在替补席上的金民友是一位韩国球员。

“国内球员在中超踢不上球，可以去低级别联赛。”宋凯主席提出的这个观点，实现起来难免会有很多障碍。今年，胡荷韬迄今出场7次，累计176分钟；木塔力甫稍好，8场271分钟。对于他俩来讲，倘若这种情况延续下去，来年势必要想办法外租，甚至到中甲闯荡。但是，成都蓉城会轻易放行吗？蓉深之战赛后，有川籍足球人士就同记者指出：假设明年开放外援，蓉城即使淘汰一部分人，大概率也是那些老迈年高、踢不上球的躺平者。对这两位新星，他们不太可能轻易放走。而且，别看金敃友现在稳稳压住胡荷韬，但万一他受伤或停赛，小胡机会不就来了？但我反问，“可如果韩国人不伤停呢，胡荷韬就得一直坐穿板凳？”

还有胡荷韬一位国奥队主力队友，因为在俱乐部全无出场机会，今年夏天曾联系两家中甲球队（其中一支还是升级热门），希望“降级”踢球。结果却是他所在的俱乐部老板、包括主教练，就是坚决不予放人。直至现在，此人今年的中超出场数寥寥无几。

诚然，宋主席的初衷是好的，但低级别联赛也绝不是想去就能去的，毕竟俱乐部也不是胡荷韬自己家开的。在中国足坛，也不是所有俱乐部都像浙江队那样。国青球员高天语、鲍盛鑫踢不上比赛，可以把他租借到河南队和上海嘉定，有些球队（教练）摆出的态度就是“球员我宁可不用，也不能放给其他球队，就是要攒在手里”。比如早年间的广州恒大。

那么，届时我们又有什么对策？难不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可能被荒废的好苗子，足协可以挨个到各家俱乐部微服私访，晓之以理同时动之以情？问题在这种事情上，俱乐部又为什么要听中国足协的？

多踢比赛>倒逼降级

这么说并不是反对开放外援、反对竞争更激烈化。正如记者之前所言，在开放外援这件事上，足协需要找对时间点、找准平衡点。与此同时，也得要制定好各种配置措施，毕竟开放外援已成一种趋势。

那么针对胡荷韬、木塔力甫这个群体，在没有了U23政策、竞争日趋激烈，但又不太容易外租他队之际，有什么辅助方法对他们最有帮助？无外乎是增加比赛机会、制造比赛条件。在这一点，中国足协不如多参考一下近邻的思路。

比如日本，今天当我们盛赞J联赛、天皇杯、高中选手权大会（中国球迷所讲的高中联赛，实为赛会制淘汰赛）愈发运营成熟，逐渐做成品牌赛事之时，请不要忽视另一项赛事“日本联赛杯”的作用。这是一项与英格兰联赛杯性质相近的赛事，和J联赛一样，日本联赛杯也是从1992年开始上线，迄今从未中断，但功能有明显不同。相比J1，联赛杯是被各大J1俱乐部作为“锻炼二线阵容和年轻球员”的舞台，我们也能经常看到，联赛杯往往成为各大J联豪门忙于练兵的试验田。

就说三笘薫，如今他在英超大红大紫，但恐怕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，他的职业生涯并非从J1起步，效力川崎前锋的处子秀，是在2019年日本联赛杯。还有近几个月在日本国家队异军突起的中村敬斗，留洋荷甲的前一年，因为母队大阪钢巴引入强力外援，他全年只在J1出场7次。但在联赛杯却刷出5场3球的骄人数据，在天皇杯上也有帽子戏法之作。不得不说，这两项杯赛在当时，对中村敬斗起到极强的助力作用。

然而不只是在日本，泰国足协在足总杯之外（Thai FA Cup）同样设有一项第二杯赛——泰国联赛杯（Thai League Cup）；而卡塔尔最多曾在一年举办五项杯赛。这其中，Emir of Qatar Cup近似于中国足协杯，冠军直通亚冠正赛；Qatar Stars Cup相当于日本联赛杯，只允许一级联赛队伍参加；Qatar Crown Prince Cup和Qatar Super Cup都有超级杯影子，但规模和数量不同。而Qatar FA Cup是一项新兴赛事，迄今刚刚举办两届。参赛队的门槛很有意思：前一个赛季一级联赛最后8名与二级联赛球队。

当然，卡塔尔人一年举办5项杯赛的一个背景，是一级联赛只有12队参加，光靠联赛肯定锻炼价值不够。在这方面，同样只有12队征战顶级联赛的韩国K1，则采取另一种方式增加比赛机会——施行三循环制+5轮争冠组/降级组季后赛，另外针对最后三名还加入升降级附加赛。这样一来，每支K1联赛球队一年最基本的比赛场次，就可以达到38场，这还不包括足协杯和亚冠。实际上早年间，与日本人想法类似，韩国也设有联赛杯，而且一举办就是24届。后来，考虑联赛缩编计划，外加在K1和K2之间加入升降级制度，韩国职业联盟决定将K联赛与联赛杯合二为一，三循环模式也应运而生。

这些举措所带来的直接影响，就是泰国、卡塔尔球员比赛数量的激增。就以巴吞联的28岁新锐国脚比提瓦为例，21/22赛季各项赛事共有42次出场，22/23赛季也有32场；同龄人卡塔尔国脚阿费夫，尽管一个赛季的联赛出场数不会很多，但加上各项杯赛和亚冠，俱乐部比赛场次也接近30场（21/22赛季28次出场，22/23赛季因长期随卡塔尔队备战世界杯，参考价值不高）。

不过这样的比较还不够直观，毕竟泰国、卡塔尔都采取跨年赛制。相对而言，中日球员之间的对比更具有说服力。对此，记者就以武汉三镇的邓涵文和川崎前锋的胁坂泰斗为例，二人不仅都是95年龄段球员，在各自俱乐部都是绝对主力，而且在近些年，并没有遭遇严重伤病或长期禁赛，理论上的亚冠比赛机会也较多。但回首近3年，不说高水平的锻炼价值差距多少，光是比赛场次，两人就有接近一半落差。

表格显示：邓涵文与胁坂泰斗近三年比赛场次差暂有53场。这其中，2021年因客观情况，邓涵文就落后30场。但即便是2023赛季基本恢复正常，胁坂泰斗现在也比邓涵文多踢了11场。但请不要忘记，目前J联赛还有4轮未踢，中超只剩最后2场，此外，川崎前锋还有一场天皇杯决赛。再加上三镇、川崎各有3轮亚冠，换算下来邓涵文理论上最多今年也就踢到32场，但胁坂泰斗最多可以出场46次。

重启中超杯是当务之急

这还是中超、J联赛主力球员的场次差别，假如把范围再扩大到年轻球员，差距恐怕更加令人触目惊心。所以相比开放中超外援政策，当今中国足球最需要的，是扩大比赛规模、增加比赛场次。而在联赛还有部分球队欠薪，扩军难以实现之际，就有必要在足协杯、联赛杯和超级杯下一番功夫。

事实上早在中超成立初期，足协就曾经短暂举办中超杯两年。要知道当年的外援政策还是注3上2，本土球员可以有大把的比赛机会。即便如此，中超杯依然被推上前台。这是因为中超元年只有12队参加，132场比赛数量要比前一年减少近1/3。而在当年，足协把中超杯就定性为“中超联赛本身的一个配套赛事”，对外宣称，“给予俱乐部调整训练和比赛节奏，包括锻炼年轻队员的机会。”

或许有人认为，目前中超、足协杯、亚冠赛程安排都很紧张，若加上中超杯，岂不是更有负担？实际上并不然。今年中超、足协杯日程之所以繁密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中超直到4月15日才开幕。但在日本、韩国，J1联赛和K1联赛分别是在2月17日和2月25日开打，从起跑线上，中超联赛就落后人家近2个月。即便如此，中超现有计划还是在11月4日收官，足协杯决赛也安排在11月25日，这足以证明赛程编排上还有很大空间。

除此之外，日本联赛杯的安排也很巧妙，除了小组赛放在亚冠比赛日（亚冠球队可直通淘汰赛），除决赛外的淘汰赛，通常是在下半年国际比赛日进行。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日本联赛杯的一个功能，即更注重非本土国脚和年轻球员的培养，以及比赛机会的提供。

而重启中超杯的一大好处，也有造福足协杯的作用。今年，中国足协杯罕见“裸奔”，赛事随即都安排为单回合制，但中国足协完全可以考虑，在重启中超杯的基础上，把中超杯、足协杯和超级杯捆绑一起，做大做强。其实在这三项比赛中，最具商业开发价值的是超级杯。作为一个赛季各项职业赛事的“开胃菜”，超级杯的办赛更应该朝嘉年华方向发展，类似篮球世界里的全明星赛。而以先做大超级杯再带动足协杯发展，或许还有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包括近些年在沙特和卡塔尔，超级杯的办赛就有这种趋势，比赛规模得到扩大，参赛队由2队增加至4队，比以往增加一个半决赛环节。未来倘若中超杯能得到重启，也完全可以给予中超杯冠军这样一个机会，比如把超级杯参赛名额，扩大为中超冠军、足协杯冠军、中超杯冠军和超级杯卫冕冠军，做成属于中国足球自己的“大冠军杯”。

如此一来，场场都是强强对决的超级杯，不仅其关注度得到增强，品牌和价值想必也能大幅提升，同时带动外界更为重视足协杯和中超杯。不过日本联赛杯的冠军，并不是一个直通超级杯的机会。疫情之前，日本联赛杯冠军在次年夏天。可是拥有与南美杯冠军过招的洲际赛机会，比如2019年湘南海洋交手巴西巴拉纳竞技、2018年大阪樱花对阵阿根廷独立，当然，这项赛事的冠军奖金高达3000万日元。

包括日本联赛杯本身的打造也很不凡，冠军可获1.5亿日元，亚军和季军各有5000万和2000万。此外，还设有U23球员可以参选的新英雄奖。像前文提到的日本现役国脚中村敬斗，还有井手口阳介、原口元气、宇佐美贵史，他们都曾荣膺这个奖项。对于当时还年轻的他们来讲，这其中的激励作用不言而喻。